所谓自省，就是清醒认识到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仍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但由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致使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触及矛盾的广度、深度都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

就广度来讲，要求改革观照总体性。较之以往，当下社会各领域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以往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成效不彰，其教训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讲求总体布局，讲求系统性、协同性。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在总目标统领下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标。这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坚持总体性改革，这是改革进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观要求。

从深度而言，要求改革呈现生命力。以往也制定了许多制度，如环境保护、产业结构调整、防范金融风险等，但制度本身的执行效能并不理想，有些地方、有些时候，制度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否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让制度活起来，让它管用，让它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尤为迫切。

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的改革，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看成是一项工程的话，那么，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①《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4年2月17日。总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与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与实 现国家长治久安相比，我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制度体系还没 有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有些方面甚至成为制约我们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所以，必须适 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努力提高执政党科学执政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实现 执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五、启示与思考

回顾我国现代化的探索历史，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探索焦点，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化探索呈现出诸下特点，给我国今后的改革以启示与思考。

第一，中国现代化的外延不断扩展，改革要求越来越高。从最初强调某些领域的四个现代化到全面、综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的外延在不断扩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呈现出总体性和关联系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改革的难度、关联度也就越来越大，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坚持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好互动，坚持蹄疾步稳的正确方法论，才能行稳致远。

第二，执政党对各时期现代化的探索皆有参照，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现代化的探索主要是对照苏联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全方位学习苏联，到党的八大前后，开始以苏为戒，独立探索工业化道路。1978 年以后，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深入，我国对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道路有很多的参考和借鉴。邓小平曾对地方领导人讲：“日本人说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讯上入手，我看有道理。”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他还鼓励广东力争用二十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进入 21 世纪后，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基本实现工业化之际，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时期，如何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努力处理好执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关系，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探索的同时，对于国外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治理经验与教训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与借鉴。

文章来源：《兰州工业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zgyxyxb.cn/qikandaodu/2021/0501/6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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